他终于矇眬睡去，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，他们已经在开始争论，还有人拚命扳着唧筒打水，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。
乌斯多斯·于莱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，眼睛常带不安和郁闷的表情，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痕，牙齿都脱落了，乱七八糟的胡子，老是被他用手拈来拈去。他 心地很好，为人正直，非常讲道德，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。人家说他们很相象。的确，他们是同辈而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；但他没有约翰·米希尔那样结实的体 格，换句话说，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，实际是完全不同的；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，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。虽然人与人间因智愚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 实的差别，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：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，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。于莱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流。他象米希尔一样讲做人之道，但讲的是另外一套；他 没有米希尔那样的胃口，那样的肺量，那种快活的脸色。他和他的家属，在无论哪方面气局都比较狭小。做了四十年公务员而退休之后，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，而 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内心生活的老人，这是最受不了的。所有他先天的，后天的，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，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，他的儿 女多少也有些这种性格。
他的女婿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，大约有五十岁。他高大，结实，头发已经全秃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脸色相当好，自以为闹着病；大概这倒是真的，虽然病没 有象他所想的那么多，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，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。他做事很勤谨，为人也不无可取，甚至还有相当教育，只是被荒谬 的现代生活牺牲了。象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，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。这便是歌德所说的"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"，他很哀怜这种人，可是避之唯恐不及。
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象她父亲那一套，也不象丈夫那一套。强壮，活泼，粗嗓子，她绝不哀怜丈夫的唉声叹气，老实不客气的埋怨他。但两人既然老在一起过 活，总免不了受到影响；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，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做神经衰弱。阿玛利亚虽然喝阻伏奇尔的叹苦，过了一会她可婆婆妈妈的比他 自己更怨得厉害；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，对丈夫全无好处；他的无病**给她大惊小怪的一闹，痛苦倒反加了十倍。她不但使伏奇尔看到他的诉苦引 起了意外的反响而更害怕，并且她的心绪也搅坏了。结果她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，对父亲的，对儿子的，对女儿的，也来无端端的发愁了。那简直成了一种癖：因 为嘴里念个不停，她竟信以为真。极轻微的伤风感冒就被看得很严重，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。大家身体好的时候，她还是要着急，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。 所以她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。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；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。每人照常吃喝，睡觉，工作；家庭生活也并不 因之松弛下来。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的活动还嫌不够，必需要每个人跟着她一块儿拚命；不是把家具翻身，就是洗地砖，擦地板，永远是一片叫喊声，脚 步声，天翻地覆的忙个不停。
两个孩子，被这种呼来喝去的，谁也不让自由的**压倒了，认为低头听命是分内之事。男孩子莱沃那，脸长得漂亮而呆板，一举一动都是怪拘束的。女孩子洛 莎，金黄头发，温和而亲切的蓝眼睛还相当好看；要不是那个太大而长相蠢笨的鼻子使面貌显得笨重，带点儿楞头楞脑的表情的话，她细腻娇嫩的皮肤跟那副和善的 神气，还能讨人喜欢。她教你想起瑞士巴塞尔美术馆中霍尔朋的少女像：画的那个曼哀市长的女儿，低着眼睛坐着，手按着膝盖，肩上披着淡黄头发，为了她难看的 鼻子神态有点发僵。洛莎可不在乎这一点，她的孜孜不倦的唠叨丝毫不受影响。人家只听见她成天尖着嗓子东拉西扯，——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，仿佛没有时间把话 说完，老是那么一团高兴，不管母亲、父亲、外祖父气恼之下把她怎样埋怨；而他们的气恼并非为了她聒噪不休，而是因为妨碍了他们的聒噪。这般好心的人，正 直，忠诚，——老实人中的精华，——所有的德性差不多齐备了，只缺少一样使生活有点儿趣味的，静默的德性。
克利斯朵夫那时很有耐性。忧患把他暴躁激烈的脾气改好了许多。和一般高雅大方而实际冷酷无情的人来往过后，他对那些毫无风趣，非常可厌，但对人生抱着 严肃的态度的好人，更体会到他们的可贵。因为他们过着没有乐趣的生活，他就以为他们没有向弱点屈服。一旦断定他们是好人，认为自己应当喜欢他们之后，他就 其他的德国人性格，硬要相信自己的确喜欢他们了。可是他没有成功，原因是这样的：日耳曼民族有种一相情愿的心理，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，也不 会看见；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，精神上得过且过的非常安静，决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，妨碍生活的乐趣。克利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。 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见缺点，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儿的爱，绝对没有保留：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对人的忠诚，对真理的渴望，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，越 看得明白。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起恼。他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，只把所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，而最好的部分倒反给隐藏起来。克利 斯朵夫想到这点，便埋怨自己不公平，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，去探寻他们加意深藏的优点。
他想法跟老于莱搭讪，那是于莱求之不得的。为了纪念从前喜欢他而夸奖他的祖父，他暗地里对于莱很有好感。可是天真的约翰·米希尔比克利斯朵夫多一种本 领，能够对朋友存幻想；这一层克利斯朵夫也发觉了，他竭力想探听于莱对祖父的回忆，结果只得到一个米希尔的近于漫画式的，褪色的影子，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断 片的谈话。于莱提到他的时候，开场老是千篇一律的这么一句：
“就象我对你可怜的祖父说的……”
于莱除了当年自己说过的话，其余一概没听见。
约翰·米希尔从前说不定也是这样的。大多数的友谊，往往只是为了要找个对手谈谈自己，痛快一下。但约翰·米希尔虽然那么天真的只想找机会高谈阔论，至 少还有同情心，准备随时**，不管得当与否。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，恨自己不是十五岁的少年，看不见下一代的奇妙的发明，没法和他们的思想交流。他有人生最 可宝贵的一个德性：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，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。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，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！大半的人在 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：一过这个年龄，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；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，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，所做的，所想的，所喜欢 的，一天天的重复，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，越来越脱腔走板。
老于莱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，留剩下来的自然更纤弱可怜。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，他什么也不 知道，什么也不愿意知道。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，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。他自命为懂得艺术，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，提到它们就搬出一套夸 张的滥调；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，不足挂齿。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，他或是充耳不闻，或是顾左右而言他。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，要克利斯朵夫弹琴。克利 斯朵夫上过一二次当；但音乐一开场，老人就和女儿大声说起话来，仿佛音乐能使他对一切不关音乐的事增加兴致。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，不等曲子弹完就站了起 来：可是谁也不注意。只有三四个老曲子，有极美的，也有极恶俗的，但都是大众推崇的，才能使他们比较的静一些，表示完全赞成。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 神了，眼泪冒上来了，而这种感动，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，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。虽然这些老歌曲也有克利斯朵夫极爱好的，例如贝多芬的 《阿台拉伊特》，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：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，一边拿它们和"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"作比较，一边说着：“这个吗，这才叫做 音乐。”——的确，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。
他的女婿比较有点知识，知道艺术界的潮流，但反而更糟：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。既不是不聪明，也不是没有鉴赏力，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 现代的东西。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，他一样会瞧不起，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·施特劳斯死在一百年前，他一样会赏识。天生不快活的脾气，使他不肯 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什么活着的大人物：这是他受不了的。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，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，那是一定的事，谁要跟他意见相反，那末 这种人不是傻瓜，便是存心开玩笑。
因此，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，又因为他并不傻，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见人家的可笑和弱点。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；关于某个艺术家还 一无所知的时候，他已经准备批评了，——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。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，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象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，而 且也没有什么天才。一般病病歪歪，怨天尤人的可怜虫，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，是能够同病相怜，在一块儿怨叹。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。但便 是这批俗物与病夫的无聊的悲观主义，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。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。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，原来他是很熟悉的；可是他很奇 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，而且认不出来了。他厌恶那些思想，他为之生气了。
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。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。她无论提到什么事，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。她一 刻不停的做活，要别人也跟她一样的做活。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：正是相反！她仿佛要拿工作来教大家受罪，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， ——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。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，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。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 抹地板，洗地砖，把门钮擦得雪亮，使劲的拍地毯，搬动桌子，椅子，柜子，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。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，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。许多 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？她们所谓的荣誉，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，一方上足油蜡，又冷又硬，滑得教人摔交的地板。
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，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。她拚命干着无聊的家务，象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。她瞧不岂不象她一样死干的人，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 味一番人生的人。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。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，可是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终于向她屈服了。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 知道这种事：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；而至此为止，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，他是决计受不了的。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，尤岂不能 原谅她的吵闹：他为之头都疼了。躲在卧房里，——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，——他顾不得缺少空气，把窗子关得严严的，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訇訇的响 声，可是没用。他不由自主的要特别留神，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其他的注意。等到短时间的安静了一下，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，他真是气极了，叫 着，跺着脚，大骂一阵。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，人家根本没觉得，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。他咒着伏奇尔太太，希望她入地狱。什么顾虑，什么尊敬，都不生作用 了。在那种时候，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**，只要能不开口，也比叫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。
因为恨吵闹，克利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那。全家的人都忙做一团，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，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时候。他说话很得体，很有分寸，每个 字都经过挑选，而且从容不迫。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；全家都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。他可是不动声色。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 的态度。克利斯朵夫知道莱沃那是预备进教会的，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。
对于宗教，克利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，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。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。学识既不够，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，他不可能分析自己， 整理自己的思想。以他激烈的脾气，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，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，也不想到和自己矛盾不矛盾。快乐的时候，他根本不大想 到上帝，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。不快活的时候，他想到上帝，可不大相信：上帝会容许这种苦难与不公平的事存在，他觉得是不可能的。但他并不把这些难题放在心 上。其实他是宗教情绪太浓了，用不着去多想上帝。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，毋须再信上帝。信仰只是为软弱的人，萎靡的人，贫血的人的！他们向往于上帝，有如植 物的向往于太阳。唯有垂死的人才留恋生命。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阳有着生命的，干吗还要到身外去找呢？
要是克利斯朵夫过着与世不相往来的生活，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问题。但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，使他对这等幼稚而无谓的题目不得不集中精神想一想，决定一个 态度；因为它们在社会上占着一个大得不相称的地位，你随处都会碰上它们。仿佛一颗健全的，豪放的，精力充沛，抱着一腔热爱的心灵，除了关切上帝存在不存在 以外，没有成千成百更急迫的事要做！……倘若只要相信上帝，倒还罢了！可是还得相信一个某种大小，某种形状，某种色彩，某个种族的上帝！关于这些，克利斯 朵夫连想也没想到。耶稣在他的思想中差不多一点没有地位。并非他不爱耶稣：他想到耶稣的时候是爱他的，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到他。有时他因之责备自己，觉得闷 闷不乐，不懂为什么他不多关心一些。但他对仪式是奉行的，家里的人都奉行的，祖父还常常读《圣经》；他自己也去望弥撒，还可以说参加陪祭，因为他是大风琴 师，而且他的尽心职务可以作为模范。可是从教堂里出来，他不大说得清刚才想些什么。他努力念着《圣经》，教自己集中思想，念的时候也有兴趣，甚至感到愉 快，但不过把它当做美妙的奇书，本质上跟别的书并无分别，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叫做圣书的。老实说，他对耶稣固然抱着好感，但对贝多芬更有好感。星期日他为 圣·弗洛里昂教堂的弥撒祭弹管风琴，他逢着演奏巴赫的日子，比演奏门德尔松的日子宗教情绪更浓。有些祭礼①特别引其他的热诚。可是他爱的究竟是上帝呢还是 音乐呢？有一天一个冒失的神甫就这样打趣似的问过他，全没想到这句带刺的话惹起了孩子多少烦恼。换了别人决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，也决不会因之而改变生活 方式，——（不要知道自己想些什么而恬然自得的人，世界上不知有多少！）——但克利斯朵夫的需要真诚已经到了添加烦恼的程度，使他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求良心 平安。一旦心上有了不安，他就得永远不安下去。他非常恼恨，以为自己的行为有了骗人的嫌疑。他究竟信不信上帝呢？……可怜他在物质与思想两方面都没有能力 独自解答，那是既要闲暇，又要知识的。然而这问题非解答不可，否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假仁假义，而要他做这两种人都是办不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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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十八世纪的巴赫与十九世纪的门德尔松都作有宗教音乐，前者宗教情绪尤为热烈。
他很胆怯的试着去探问周围的人。大家的神气全表示极有自信。克利斯朵夫急于想知道他们的理由，可毫无结果。差不多永远没有一个人给他明确的答覆，他们 说的都是闲文。有些人把他当作骄傲，告诉他这些事是不容讨论的，成千成万比他聪明而善良的人都不加讨论的相信了上帝，他只要依照他们的榜样就得了。还有些 人居然生了气，仿佛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侮辱他们；这也许不是对自己的信仰顶有把握的人。另外有般人却耸耸肩膀，笑着说：“呕！你相信了也没有什么害处 啊……"他们的笑容是表示：“而且又不费一点儿事！……"这一等人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。
他也试过把这些苦闷告诉一个神甫：结果是失望了。他不能正式讨论。对方虽是很殷勤，仍不免在客套中使人感到他和克利斯朵夫谈不上真正的平等；神甫的大 前提是：他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与知识是毫无疑义的，所有的讨论不能超过他指定的界限，否则便是有失体统……这完全是不痛不痒的装点门面的把戏。等到克利斯朵 夫想越出范围，提出那个尊严的人物不愿意回答的问题，他就想法敷衍了事，先用长辈对小辈的神气笑了笑，背几句拉丁文，象父亲一般责令他祈祷，祈祷，求上帝 来启示他，指引他。——克利斯朵夫在这番谈话之后，觉得神甫那种有礼而自命不凡的口吻，教人屈辱得厉害。不管自己有理没理，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去请教什么 神甫了。他承认这些人物在聪明与神圣的名衔上比他高；但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高级，低级，名衔，年岁，姓氏等等的分别！重要的是真理，而在真理之前，大家 全是平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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